东长期从事农村工作，处处以群众利益为重，经常深入基层，调查研究，倾听群众意见，说实话，办实事，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，创造性地进行工作，为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，探索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，作出了突出贡献，得到人民群众的信赖和称赞。
　　姬克东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，光明磊落，刚直不阿，敢于坚持真理。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，他由于坚持实事求是，敢讲真话，受到错误处理，身体受摧残；“文革”中他又受到冲击，精神上受到很大折磨。但是，他胸怀坦荡，顾全大局，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，对党、对革命事业保持着坚定信念，同错误倾向作不调和的斗争，坚守岗位，积极工作。 　　姬克东坚决拥护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，坚持四顶基本原则，清除“左”的或右的影响。在分管政法工作期间，为全区的拨乱反正、平反冤假错案、维护社会治安、加强法制建设工作，做出了积极贡献。
　　姬克东具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。他在病重期间，仍然关心全区的工作和建设事业，病情稍有好转时，就多次向地委要求上班工作；在病危的前几天，他还同地委主要负责同志谈心，提出很多好的意见。
　　姬克东为革命鞠躬尽瘁，贡献了毕生精力。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，国家的好干部，人民的好勤务员。
　　刘尚同
　　刘尚同(1915—1958)江苏省沐阳县人，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。父亲刘乐圣靠省吃俭用，断断续续供他读完初小。民国27年(1938年)参加革命，民国29年2月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同年7月，任沐阳县第八区埝南乡第一保保长；次年12月，升任沐、阳县第八区堰南乡乡长；10月，任沭阳县第八区刘圩乡乡长；民国31年12月，任沐阳县刘圩、范湾、孙墩三乡联防主任；次年7月，任沐阳县小店乡乡长兼中队长、党支部书记；民国33年6月，任沐、阳县双河乡政治指导员；八月，任沐、阳县六区区署副大队长、区委委员；次年3月，任沐、阳县塘沟区教导员，后任沐、阳县胡集区、钱集区指导员；民国37年11月，任沐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；12月，调任江淮机动队淮海六分区某县组织部长。在此期间，他带领群众，坚持武装斗争，打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，因作战勇敢、战绩显著曾多次受上级党委的表扬和奖励。1949年2月，调任定合县委组织部长，后任定远县委组织部长；1950年6月，进皖北区党委党校学习，后任滁县地委工作团组织科长；1951年5月，任地委土改干校大队部大队长；8月，任滁县地委组织部党员管理科科长；1953年4月，任定远县委副书记；次年7月，任定远县委书记、蚌埠地委委员。在他主持定远县委工作期间，坚持按照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办事，经常深入基层，调查研究，倾听群众意见，和县委其他同志一起，制定了定远的发展规划，带领全县人民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，他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，亲自蹲点，总结办社经验，从有利生产、方便群众的原则出发，将全县建立起来的109个大社划为152个小社，将手联社并入供销合作社，反对盲目地搞“一大二公”和一哄而起的作法，使定远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稳步发展。他在指导定远农业生产上，坚持从本县的实际出发，提出了：“土地多的地区留些晒伐田培养地力，丢荒种熟，少搞双季稻”；“高产作物马铃薯不能全面推广，只能在池河、藕塘两地推广，其他地区推多少是多少”；“玉米县西要少推广些，可多种小秫秫”等切实可行的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意见。1954年，在受到特大洪涝灾害的情况下，全县粮食总产还达417，387，300斤，比1953年的276，914，300斤增长140，473，000斤。
　　他还根据定远易旱的特点，带领全县人民大搞农田水利建设。1955年全县仅有一座水库，至1957年，仅两年时间，就发展到9座；蓄水量由1955年的0.92万立方米增加到1.03万立方米。这期间，用于兴修水利款达150.69万元。他还经常深入群众，访贫问苦，关心群众的生产与生活。针对刚翻身不久的农民，生产资料缺乏的实际情况，提出农村贷款要多贷少收，逐步收回，以支持农民发展生产。
　　1957年，全县开展了反右派斗争，他在党的政治生活准则受到破坏，指导思想左倾，出现反右扩大化的情况下，不怕自己受到牵连，始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，与党内一些错误倾向作斗争，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、好同志。为此，他被加上“砍社改组，包庇坏人”等一系列罪名，挨了批斗，身心受到严重创伤，不幸于1958年5月8日逝世。
　　刘尚同的去世，使全县人民为失去一位好干部、好党员、好书记而 深感悲痛!
　　1962年7月，在全县人民的呼吁声中，中共定远县委决定给刘尚同同志平反昭雪，并报经地委、省监委批准，取消原划刘尚同同志为右派分子和给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，恢复名誉，妥善安排家属和子女生活。1979年9月25日，中共定远县委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，悼念刘尚同同志。淮南市市长宋长汉为悼念刘尚同曾赋诗道：“刘公长眠三十春，山河故土迥忠魂，德才正展饮恨去，笑貌英姿慰后人。吾侪敬仰公身前，艰难困苦度若闲。披肝沥胆堪效法，廉洁清白昭人间”。
　　汤家法
　　汤家法(1923—1980)男，和县南义乡人。6岁帮地主放牛，15岁当长工，16岁就担任了中共地下党交通员。民国30年(1941年)6月入党，次年8月，参加新四军。参军的第二天就参加了对日作战。同年冬，他带领一个班在掩护大部队撤退时，与数百名日军遭遇，战斗激烈，全班仅剩三人，身上均已负伤，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，与日军展开肉博战，直到完成任务才跳水突围。在一次爆破日寇碉堡时，他身负重伤，失去了一支胳膊。伤愈后，重返部队，担任连队党支部书记。后随部队北上山东，参加解放战争，曾多次立下战功。1949年10月，转业至肥东县公安局任股长，1951年任副局长，1953年任局长。镇压反革命时，他亲自带领公安部队围歼匪特。他对每件重大案件都做到认真负责，在审理盛方才杀人案中，深入调查，弄清情况，使一个原判为死刑的人改判为五年有期徒刑 。1954年春，他调到全椒县任县委委员、公安局长，第二年任书记处书记。这期间，他以身作则，长期扎根农村。一次发洪水，汤家法带领一班人员奔赴抗洪前线，但自家却被洪水淹没，家属及子女在邻里帮助下才得以转移到安全地带。他关心人民疾苦，喜欢同广大农民交朋友，深受群众爱戴。文化大革命开始后，领导干部纷纷被打倒，很多同志劝他到农村去，以保人身安全，有的农民群众也要接他到农村去避避造反派锋芒。但他认为县委其他领导都被打倒，仅他一人尚未受到明显冲击，自己又代理县长之责，不能使生产和工作受到损失，于是婉言谢绝，继续领导全县人民战斗在生产第一线，直至被造反派关进“牢房”。从1975年3月起，汤家法担任了定远县革委会主任。他从党的事业和群众利益出发，勇敢地抵制和排除极左路线的干扰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反对浮夸吹嘘，保护了一批干部和群众，因此受到压制并一度被排挤出定远县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汤家法又于1977年10月调回定远县任革委会主任。他言传身教带领干部群众勤勤恳恳地做好党的工作，严格要求自己。一次办公室的同志见他家后门的路下雨后泥泞难走，便为其铺了一条煤碴路，其中放了一些水泥，他从外地开会回来发现后，严厉批评家属，并规定今后家中没有他的同意不准维修房屋。汤家法十分注意帮助基层干部解决工作中困难和群众生产、生活的实际问题。在病重卧床不起的情况下，他还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将两条腿移上吉普车，到池河、藕塘等地水利工地检查工作。他患病期间受到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热情关怀。病情恶化后，他向组织上请求，后事从简。1980年10月13日57分，这位深受全县人民敬爱的县委县政府领导干部，在定远县医院逝世，终年57岁。逝后，友人写了七律一首追祭道：“君去天堂几冬春?曲阳父老忆忠魂，硝烟滚滚抗倭寇，江河滔滔逐敌兵；胸怀坦荡堪表率，身残志笃迪后人，鞠躬尽瘁心无愧，虽死犹生流芳名。”
　　吴香山
　　吴香山(1899—1982)又名吴光印，定远县炉桥镇人。他出身中医世家，20岁就挂牌诊病，行医乡里，颇有名气。新中国建立后，参加炉桥联合诊所。他运用祖传秘方为四邻乡里行医治病，深受广大群众爱戴。1956年调至安徽省立医院，历任中医外科医师、副主任医师、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安徽分会理事。1978年至1981年，为全国政协特邀代表。
　　吴香山医德高尚，医学造诣很深，临床经验极为丰富。他尤长中医外科，对治疗脑血闭塞性脉管炎、骨髓炎、骨结核网湿痹痛、痈疽、瘰疬、脑瘤、部分皮肤病等，成效显著，赢得了中医界普遍赞扬。他极为重视中医事业的发展，以培养中医外科接班人为己任，言传身教，无私传授。他将祖传秘方黄连膏、筋骨止痛丸、五雷丹、骨消膏、痔疮膏等全部传授给后人，使“吴香山秘方”在省立医院得到普遍推广应用。他培养出了张良玉等一大批高级医师。1969年，吴香山总结自己临床经验，编写了《临床经验录》，帮助省立医院编纂了《验方汇编》。他最突出的成果是“黄连解毒膏”。此膏治疗烧伤有特效，是安徽省中西医结合治疗烧伤的成功医药。1969年9月，他携带黄连解毒膏参加全国在天津举行的医药工作交流会，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好评，并在全国推广应用。1978年，吴香 山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医药卫生科技大会。同年，吴香山的“黄连解毒膏”获得科技一等奖。1985年《中医年鉴》特约刊载了《吴香山学术经验》一文。省立医院中医外科系统地整理了《吴香山医案》，为安徽省中医外科留下了宝贵的遗产。 　　吴香山行医60年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对待病人不分贵贱亲疏，一视同仁；对待有困难的患者解囊相助；对临床病人精心照料，亲自配药；对外地来信求医者，寄药寄方，有问必答，深得广大患者的仰慕。1982年8月12日，吴香山因患食道癌医治无效逝世，终年84岁。
　　牛登峰
　　牛登峰(1910—1952)定远县站岗乡人，地主家庭出身。民国19年(1930年)加入中国共产党，第二年叛变投敌。任过国民党联保办公室队副，安徽省保安团士兵，参加过红枪会。民国27年至36年任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独立团警卫连连长、皖东第二十游击纵队二十大队大队长、张桥区区长、区自卫大队大队长；还兼任过皖东指挥部直属大队大队长、定远县联防剿“匪”指挥部办公室主任。 　　牛登峰一贯反共、反人民。民国27年曾率部先后在管家圩、八斗岭等地围剿新四军；次年强征站鸡岗、吴家圩两乡粮食，打死吴、魏两姓农民4人；同年又偷袭了江巷、站鸡岗、卜店、黄李4个乡 政府，杀死施、李两个乡长及新四军战士10余名；民国31年，率部配合国民党一七一师进攻新四军津浦路西联防办事处，焚烧民房400余间；同年，还围攻朱家湾抗日民主根据地，打死30余人，俘去新四军侦察员，缴去手枪两支，捕杀甘德华；民国33年牛由谢家圩撤退时烧毁民房10多间，破坏了新四军花张集至谢家圩的10多公里电话线；次年，他率部围剿杜集新四军警卫连，打死新四军战士数名，缴去机枪1挺，步枪24支，烧毁民房10余间，俘去新四军战士29名；同年，又清剿青洛、严涧乡，俘去新四军机枪手2名，缴去机枪1挺；民国35年，在朱湾乡掠去烟叶40余担，粮食20余担以及其它衣物等甚多；同年秋，又率部清剿西卅店、朱家湾、大木桥等地的新四军，枪杀西卅店乡4名群众，捕去共产党员陈××，并在大木桥以通新四军为名，逮捕无辜群众10余名，索钱2，000多元，粮食1，000余担；次年，捕杀了卜店乡政府干部刘筱正等4人。定远解放前夕，牛登峰投入国民党军陈瑞河部下，任二营营长，随陈部逃往郎溪。解放军渡江后，牛登峰逃往浙江、潜入福建，在国民党三十军军官团受训后去香港，后从夷乌潜回南京，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；1951年2月，再次潜入香港，与陈瑞河联系，被委任为安徽省反共救国军皖中总指挥。1951年5月28日在潜回途中，被广州市公安局抓获归案。1952年，在定城镇西大寺被枪决。历史终于给这个罪大恶极、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，作出了公正的裁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