弟媳唐氏、儿媳汪氏为保全气节，免遭凌辱，携5岁曾孙女投水自尽。此一可歌可泣的事迹，当时全国各大报纸都有报道。国民政府以“坤维正气”四字匾额赠其弟媳，以“义烈流芳”四字匾额增其儿媳，以资褒扬。
　　民国29年春，方绍舟受省政府委托，回定、凤两县办理战区赈济工作(时方任省府参议兼省赈济会委员)，不料凤阳县抗日游击大队长曹世嘉与凤阳伪军头子叶茂才暗中勾结，想以谋害方作为向日军献媚取宠、邀功请赏的见面礼。在探明方的行踪后，曹世嘉以共产党游击大队长的身份为掩护，以“拜访”为借口，于农历4月15日傍晚率领40多名武装人员进入方绍舟住地小营庄。因曹的叛徒面目尚未暴露，方毫无戒备，被曹诱骗到卸甲店附近的麦田里开枪杀害。
　　方绍舟的牺牲，使定、凤两县抗日军民深感震惊和悲痛，国共两党分别开了追悼会，沉痛悼念这位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献身的抗日英雄。
　　方绍舟一生致力革命，在辛亥革命、二次革命、护国和护法运动、北伐和抗日战争中，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民主、进步、爱国的立场上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。全家有5人为国家和民族献出宝贵的生命。
　　方国华
　　方国华(1895～1919)字慕彬，号希林，定远县炉桥镇人。幼攻儒术，长习海军，受其父方绍舟的教育和影响，投身革命。民国3年(1914年)，他参加了由张汇滔、方绍舟等领导的讨袁运动，与军阀倪嗣冲部展开了殊死斗争。民国6年7月，他任东南护法军皖北司令部特务团团长。面对倪嗣冲的倒行逆施，恨之入骨，常有“倪嗣冲不除，则民无宁日”之感慨。他和革命党人张汇滔等，经常往来于蚌埠、凤阳等地，追踪倪嗣冲，窥其行止，伺机除之。
　　民国8年5月，适逢倪嗣冲夫妇同祝50岁，在将军府大肆宴请各省督军代表、文武官员、商界显贵。方国华侦悉这一消息后，认为机不可失，遂下深入虎穴，誓与倪嗣冲这个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同归于尽的决心。并用重金从将军府一位叫倪洪江的吏员手中买了一份“请柬”(一说出入证)。
　　倪嗣冲夫妇寿诞之日，将军府前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荷枪实弹，戒备森严。各路官僚幕客，手持请柬鱼贯而入。此时，方国华贴身系着手榴弹，背后突然窜出几个彪形大汉，将其紧紧抱住。国华猝不及防，当场被捕。 　　原来，方国华早先在炉桥结识了一个姓秦的朋友，两人相处甚洽。国华为争取秦的支持和帮助，曾与他商量过杀倪嗣冲的事。谁知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，为邀功请赏，竟向倪贼告密，以致国华事败被捕。
　　方国华被捕后，倪嗣冲亲自审问，先是假惺惺地说：“我知道你是方绍舟的儿子，一向知书达礼。我料你此行决非本意，只要你将指使的人说出来，我就放你。你年轻又是独子，我不杀你，一则保全了你的性命；二则亦可叫你父亲了解我，以释前嫌宿怨……。”话音未了，方国华怒目圆睁，大声斥骂道：“倪嗣冲，你身为人形，实为豺狼，屠杀人民，扼杀革命，恶贯满盈，罄竹难书!我之所为，意在为国除奸，为民除害，既被你擒，杀剐由你，我义无反顾!”倪嗣冲又以高官厚禄相诱：“你不要意气用事，你受人利用误入歧途，情有可原，只要你迷途知返，我必委以重任。”又说：“只要你反戈一击，我愿与南京方面周旋，争取你父早日出狱，这岂不尽了你一番孝道?”方国华冷笑怒斥道：“你对国不忠，对民不义，对党人背信，礼义廉耻，丧失殆尽，有何面目奢谈‘孝道’?”倪嗣冲恼羞成怒，奸笑道：“就此被杀，屈否?”方国华慷慨回答：“我亦屈，亦不屈。我屈的是逆贼未除，壮志未酬! 不屈的是就义成仁，虽死犹生，无愧于天下!”。方国华在狱中受尽折磨，始终坚贞不屈。他作辞赠难友道：“天地养我，父母育我，师友教我，我之谓我，计似佐我。吾青年而流血，志在为国！”他在就义前还高呼：“中华革命党万岁！”。
　　北伐功竣，为表彰方国华烈士为争取民主、自由和光明而英勇捐躯的崇高精神，在葛玉斋、曾孟越、张文龙等 40人的发起下，国民党蚌埠党、政、军、农、商、学各界人士，于民国17(1928年)8月9日下午2 时，在蚌埠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。追悼大会由方绍舟主持，在主席台就座并致悼词的有柏文蔚、袁子金、岳相如等以及蚌埠党、政、军等各界代表和烈士家属代表。方国华烈士的巨幅遗像悬挂在主席台中央，台上台下放满了各界人士、革命团体送的挽联、挽帐、鲜花、花圈和祭文。
　　8月10日，方国华烈士棺木移往柳营安葬。墓前立一石碑，上镌：“方烈士国华之墓

马甲三
　　马甲三(1896—1941年)又名马鸿科，定远县二龙乡王回岗人，回族。父马茂盛，母温氏，全家以行医为生。马甲三继承祖辈医道，医术高超，誉为定远县南乡三大名医之一。他不但医术精湛，而且思想进步，乐于助人，给穷人治病收费甚少，有时对家境特别贫困者免费就诊，深受民众敬重。
　　民国21年(1932年)秋，中共地下党员陶根甫、方季华两人去南京路过王回岗，投宿于马甲三家，酒饭之余谈论起国家大事，十分融洽，马甲三便留陶、方二人连住数日。消息泄出， 国民党张桥区公所认为马甲三私通共产党，就以看病为借口，诱捕了他，并将其转送到徐州绥靖区监狱坐牢。马甲三的遭遇，引起了王 回岗一带民众极大愤慨，一致谴责张桥区公所陷害良民的作恶行为。 　　马三甲被捕入狱后，不顾敌人摧残，专心为犯人和监外百姓治病，深得众人爱戴。国民党处长提审时问他：“你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?”马甲三义正辞严地说：“我是一个众人皆知的医生，只是给人看病，一个医生不能没有病人，病人到家看病难道都是共产党吗?”由于马甲三坚贞不屈，理直词正，敌人无奈，只好将他释放。他回到王回岗时，民众敲锣打鼓，炮竹连天，夹道欢迎。
　　共产党的感召和群众的爱戴，更加坚定了马甲三为人民行医的决心。他不知疲倦地奔波在二龙、章广、管家圩、广兴、许集等地为民治病。从中医发展到中西医结合，医术进一步提高，声名进一步扩大。肥东县许集乡国民党大队长徐天职儿子重病久治无效，他听说马甲三医术高超，派人带上礼品来请马甲三。病人服药后，果然药到病除，徐全家转忧为喜。这使搜刮民膏成性的徐天职也慷慨解囊赠送马甲三白马一匹、驳壳枪一支，予以酬谢。马甲三给张桥乡富户李春奇之妻看好病后，李赠他一块横匾，上写着：“华佗再造”四个字，以赞扬他的高超医术。
　　民国26年春，国民党王回岗保推选他任联保主任，对此，马甲三不感兴趣，而是一心为民众治病行医。次年，新四军来到王回岗一带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，他毅然弃医参加了革命，并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，组织了王回岗各种抗日组织。民国29年，马甲三被推选为定远县参议、津浦路西联防办事处参议员。他在参与国家大事的过程中，为人民提出了不少重要的建设性意见。
　　民国30年(1941年)农历正月初九晚十时许，马甲三劳累一天，正准备就寝，忽然有人敲门，说是新四军王营长的队伍，要进屋躲雨，马甲三听出不是新四军，拒绝开门，敌人从窗外连开数枪，马甲三应声倒下。
　　噩耗传来，军民悲愤交加。津浦路西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罗炳辉、郑抱真、黄岩、罗平、杨效春、裴海萍等亲临王回岗参加追悼会。并决定要尽快查明杀害马甲三的凶手 (解放初期，杀害马甲三的主犯王国兵被抓获归案，执行枪决)。
　　为了褒扬马甲三烈士，解放后，定远县人民政府将马甲三的遗属转为非农户口，为其子马肇安排了工作。县民政部门还拨专款为其遗属修缮房屋，以慰先烈在天之灵。
　　杨炳坤
　　杨炳坤(1891—1947)原名玉岗，字子厚，定远县定城镇人，回族，清末贡生。
　　辛亥革命前夕入南京金陵书院学习，在校受到民主思想的影响，结业后参加淮上军，举旗反清。安徽军政府建立时他任秘书、科长等职。“二次革命”时，他积极参加讨袁，在柏文蔚督军府任参议。讨袁失败后被通缉，潜至湖北恩施一带隐居教学。袁世凯垮台后，回到安庆，先后在省立中学、第一师范学校任教。民国9年(1920年)，应聘到南京金陵大学任哲学系教授。由于目睹洋人专横，国人受辱，不久，又毅然辞职他就。民国10年，应聘出任安徽大学文学系教授。在此期间，他著有《中国文学史》、《中国哲学史》等著作。随后辞职回乡，被推任定远县教育局局长。他借资开辟万秦湖、管塘湖荒地1400余亩作为学田，改建孝子祠、贞节祠，以其废址扩建校舍，致力于家乡的教育事业。
　　民国26年，定远大旱，他出任赈务委员会会长，投身于救灾事业中。在这期间，他一边忙于赈济事务，一边编撰《定远县志》，并翻译了阿拉伯文《古兰经》，连载在《北京晨报》上。
　　抗日战争时期，杨炳坤坚定不移地站在爱国、进步的立场上，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，亲自送子上抗日前线。当他得知次子杨启先在抗日前线英勇牺牲的消息后，朗声大笑道：“启先，我的好儿子，你死的有价值啊!”定城沦陷后，他任路西联防办事处参议员，到处奔走，募大米600石，集中于池河、青家岗等地，交给新四军充作军粮。他在《新民主报》、《抗战纪闻》、《难中吟》等报刊、杂志上发表文章、诗词，抨击蒋介石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反动政策。因此，驻皖东的李品仙部对他恨之入骨。
　　杨炳坤诗文

并茂，尤工书法。南门外菜农王申严，请人用杨炳坤的诗写了一幅中堂，日军驻定城司令官松尾见后，为其才气所动心，欲请炳坤为他效力，并警告说：“希望老先生对自己的前途要加考虑”。杨炳坤借口有病婉言拒绝。松尾愤然而去，竟要杀害杨炳坤，后经县长沈厚之从中周旋，才得以免祸。伪军支队长徐郁堂派人携带重金请他写“德政碑文”，杨不从。徐满腹恼恨，便派人请城内另一文人撰写。其人为重金所动，意欲动笔，杨炳坤指责道：“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?”其人前思后想，惧后人唾骂，未敢动笔。徐郁堂为此扬言要置炳坤于死地。杨炳坤知道徐郁堂的为人，不得不迁居三和集。梅家市一位学生，听说自己的老师无安身之地，便专程来到三和将杨炳坤接到家中居住。
　　杨炳坤一生爱国、爱民，致力教育，桃李满天下，深得众人敬重。
　　白之义
　　白之义(1903～1946)又名白士平，定远县二龙乡人，回族，全家务农为生。民国29年(1940年)夏，二龙乡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，白之义任乡民兵中队长，经穆林、苏枫(女)两人介绍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不久任二龙乡农抗协会主任，兼乡民兵大队长。民国31年秋，上级指示，成立二龙乡回民清真连，白之义任营教导员。次年，二龙成立回民自治区，白之义任区委书记。国民党大队长王华锦，经常出入于二龙乡一带抓丁、要粮，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。游击队大队长沙大本把王华锦的爪牙王国辉抓捕，送到定远县政府住地——老尹董枪决。王国辉哥哥王国栋认为是白之义密告所害，怀恨在心，于民国34年11月13日，将白之义三哥白之仁夫妇及儿媳、孙子和弟弟白之武等5人暗杀。家中遭受如此惨案并没有动摇白之义革命到底的决心，他率领清真连配合新四军主力转战全椒、滁县等地，参加周家岗、珠龙桥等战斗10余次。
　　民国35年(1946年)4月，新四军奉命北撤时，白之义率清真连随军转移到泗县洪泽湖一带活动，途中与国民党军队发生遭遇战，白之义膝盖骨中弹受伤，因无药治疗，感染牺牲。
　　陈世鑫
　　陈世鑫(1919～1942)又名陈世新，化名刘福桢，定远县定东乡滩塘陆人。陈少时，勤奋好学，品学兼优。民国18年(1929年)入读私塾，民国21年由家乡私塾转定城曲阳小学学习。同年，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他积极参加革命宣传活动，书写标语在定城大街小巷张贴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行径。这年，曲阳小学的团组织领导人蔡炳鑫叛变，多数团员被捕。陈世鑫潜回家乡，同牧童混在一起幸免被捕。事过后，他重返学校读书，并继续坚持革命宣传活动。陈世鑫在曲阳小学读书期间，曾拾到贵重物品交给校方，归还失主，失主十分感激，要给他5块银元酬谢，被婉言谢绝。
　　民国24年6月，陈世鑫由曲阳小学毕业考入合肥正谊中学。为了鼓励同学们关心国家大事、坚持革命斗争，临行前，他给一位同学写一首五言诗：“同窗话朝夕，风雨手足情，河山关切处，共赴国难心。”
　　民国26年芦沟桥事变后，日寇长驱直入，大片国土沦入敌手。陈世鑫满腔仇恨，于次年2月27日奔赴六安参加了抗日战地服务队，不久，经孙以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深入广大农村，召开群众大会，张贴抗日标语，号召群众团结起来，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。
　　同年8月，日寇占领六安城，占地服务队被迫转移到独山镇，陈世鑫被任命为省动委会直属38团副团长兼党支部书记。根据上级指示，直属团绕道霍山南境，攀越崇山峻岭，进入毛坦厂、张家店一带，深入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，写标语、出墙报，组织演唱救亡歌曲，发动群众抗日救国。与此同时，他还积极组织青年、妇女参加抗敌协会，壮大革命力量，开辟抗日根据地。 　　民国28年夏，陈世鑫被调至六安县动委会任干事，魏文伯任政治指导员。是年冬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。，上级党指示：凡身份暴露的党员，一律撤到皖东抗日根据地。魏文伯撤走后，陈世鑫代理政治指导员。
　　次年春，陈世鑫也暴露了身份，国民党到处捕他，被迫离开六安，通过层层封锁线，到达津浦路西省委驻地——定远县藕塘的太平集。3月，被任命为定远县农民抗敌协会理事长；8月，担任中共定四区(藕塘区)区委书记；12月，任中共定东南县委组织部长，后又任县委副书记和定远县委宣传部长。在此期间，他领导农民群众，积极开展减租减息和反对高利贷的斗争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，动员青年参军参战。
　　民国30年11月16日，陈世鑫参加了皖东地区著名的大桥集战斗，战斗中，他亲率担架队抢救伤员。 　　次年1月，陈世鑫调任寿县县委书记，兼任淮西独立三团副政治委员。当时，寿县四面受敌，环境十分险恶。他到任后，与新四军淮西独立团政委杨效椿密切配合，随机应变，多次化险为夷。6月

1日，县委和区乡干部随独立团转移至涂拐集北的胡小庄时，国民党桂军1，000余人从杜司娘岗向独立团扑来。独立团及县、区、乡干部处在东有日伪碉堡，西有日伪据点，前有杨湾河，后有追兵的三面受敌一面背水的境地，情况十分危急。陈世鑫与杨效椿分析了敌情，当机立断，决定从杨湾河畔向南撤退，过河即可转危为安。正当此时，国民党桂军已接近独立团，开枪射击。陈世鑫速令边打边撤。当撤至杨湾河西冯坝子时，考虑部队和县、区、乡干部的安全，他请求杨效棒率众过河，自己带几名战士掩护。由于敌人居高临下，火力密集，陈世鑫不幸胸部中弹牺牲，时年仅23岁，葬在淮西大陈集的老虎岗上。陈世鑫的一生虽是短暂的，但他的革命精神和英雄形像却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。这年秋，党和人民为了纪念陈世鑫，把藕塘大赵村命名为”世新乡”。
　　陈康琪
　　陈康琪(1909～1943)又名陈前，定远县藕塘镇人。全家以手工卷烟为生。
　　陈康琪幼年就读于本镇私塾，因父亲早亡，家境贫穷辍学。14岁到镇上刘同泰商号当学徒工，16岁回家协助家兄经营手工卷烟。民国28年(1939年)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民运工作组到达藕塘，发动群众，宣传抗日，成立各种抗日组织。19岁的陈康琪率先参加了青年抗日协会，走上了革命道路。
　　民国28年秋，陈康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入党后，被任命为藕塘民兵第二中队队长。次年春，赴津浦路东抗大第八分校学习。民国31年春，调任定凤嘉县的池河乡任副乡长，后又调高塘乡任乡长。在此期间，他怀着对人民的深厚阶级感情和对敌人的刻骨仇恨，转战津浦路西大地，为打击日本侵略者和地方顽固势力，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，开辟革命根据地做出了突出贡献。群众都亲切地称呼他为“咱们的大老康”。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：“百姓见到大老康，人人喜洋咩；鬼子见到大老康，腿抖心发慌。”
　　陈康琪不仅作战勇敢，机智灵活，还十分注意发动群众，模范地执行党的统战政策，争取中间分子，打击顽固势力。池河镇上的张济刚先生，原是北洋军阀段祺瑞部下的一名支队长，段下台后，张卸甲归田。他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，常常对乡邻们说：“反抗日本侵略，挽救民族危亡，只有采纳共产党的抗日主张，中国才有光明前途。”陈康琪任池河乡副乡长，张济刚任乡长。他没有因为张先生是旧军阀的军官而疏远他、歧视他，而是尊重张先生，主动做好团结工作，与张济刚一同努力工作，使池河乡的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。在与匪首傅锦文的斗争中，陈康琪和张济刚密切配合，通过种种关系，使傅锦文弃暗投明，参加了新四军。
　　这年，伪军为了切断新四军津浦路东、西联系，从明光到滁县沿线大量构筑工事，形成“五里一小堡，十里一大堡”的封锁线。上级要求边区武装力量开辟秘密通道，保证津浦路东、西的联系。陈康琪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。他乔装打扮，深入敌后，侦察地形，调查研究。实行打击一批，争取一批的策略。对打击的对象，打则必胜；对争取的对象，恩威并施。很快在靠近山区沿线开辟了几处安全通道，保证了新四军和地下工作人员的通行。秋，新四军第二师师长罗炳辉准备到路东参加重要会议，组织上决定由陈康琪护送。他选择了小王郢秘密通道，并与伪军中队长朱良山联系，要他撤回巡兵，由新四军派出武装警戒人员巡路，自己亲自率一支精干武装小分队，迎送罗炳辉师长过路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上海的一批文化艺术界人士准备转移到中心革命根据地，陈康琪多次往返在敌人封锁线上，使这批知识分子安全到达目的地。 　　民国32年，成立禹山区抗日民主政府，陈康琪任禹山区副区长，兼区大队大队长。他一到任，便走村串户，组织和宣传群众，成立青抗、农抗等群众组织，扩大人民武装。区大队由原来的十几个人几条枪迅速发展到100多人50多条枪。在打击明光、管店、三和集日伪军，保护群众利益，开辟新区等工作中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 　　明光和管店有些地主的土地和佃户在禹山区乡村，由于日伪的欺骗宣传，地主、佃东都不敢下乡收租。一次陈康琪到明光附近的西张村“关系户”李文举家了解情况，恰巧明光镇一个姓吴的地主也到李文举家有事。李文举问吴为什么迟迟不来，他说：“听说新四军大队长大老康常在这带活动，我们都不敢来收租。”陈康琪听了便问：“你认识大老康吗?”吴说不认识。陈康琪说：“为什么不敢来?”吴说：“明光警察局说，大老康见到敌占区的人，不管是谁就杀，谁还敢到这边来呀?”陈康琪把驳克枪朝桌子上一放说道：“我就是大老康!”吴吓得跪地求饶，陈康琪叫吴起来坐下，便告诉他：”不要听